深圳这些年为什么好？深圳一半是干出来的，另一半是党给的。而深圳走了一条获取制度红利的道路，比如中国最早的比较民营化经营的银行——招商银行，中国第一个股票市场在哪？在深圳。中英街在哪？在深圳。
深圳吃的是制度红利，我们要明白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有两次红利，一次叫做耕者有其田的包产到户，一次叫做建立私企，深圳是在建立私企的制度红利上走到了今天。深圳企业现在天天喊到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管理问题，不是资金问题，不是技术问题，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制度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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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板对员工好就是社会最本质的公益
从英国工业革命到今天，我们实行的制度叫代理制，就是我投资、你干活、我拿利润、你拿工资，定工资的时候，老板想往高定还是想往定低？往低定。员工想往高定还是想往低定？往高定。这个活老板想让一个人干，员工想让一百个人干，这是两个阶级、两种完全不同利益人群之间的对抗。代理制造成的矛盾使中国的私营民营企业损失掉的钱比利润多。
我们一方面说招不招工，一方面在生产线上的人出工不出力，我们对企业进行共享制股改，中国缺人吗？不缺人，缺一个好的制度。什么是好的制度？共享制，我们不让职工光拿工资奖金，让职工参与我们的利润分配，这个制度是在中国晋商就有的，这个制度的成熟是在今天的中国，它是中国的发明，包产到户和建立私企只是一种恢复性的改革，而共享制是对人类制度进步的重要挑战。
什么是善良？什么是公益？每一个老板对自己的员工好就是社会最本质的公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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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聪让商者有其股
1992年我就下海之后当了老板，深圳的企业家可以创造很多财富，但是缺少一个重要的度量。慧聪这么多年做下来，劳资利润分配比员工占了7成，深圳有人这样做吗？这就是深圳的迷茫和面对的挑战。
先讲我如何改革自己，一个好的制度不怕缺钱，我当时在公司章程中写到慧聪实行劳动股份制，每年把70%利润分红分给公司那些没有出钱的员工，叫做生股。
我们成为中关村最有钱的公司，03年慧聪在香港上市，上市时慧聪的员工伸出大拇指，因为上市敲锣的那一天我的演讲中就有这样一段话“随着这声锣敲下去，慧聪会产生126个百万富翁”，这是一个开始。
我把一个街边店做成上市公司，正在不断推出上市公司，从1982年到1992年，我是一个学者，1992-2008年我变成企业家，2008年以后我在潜心研究劳动股份制和共享制。
耕者有其田（孙中山），商者有其股（郭凡生）。我在光华管理学院演讲，张维迎说“老郭，你讲的这些话讲完就没了，只是一个善良人的美好愿望，如果它能变成许多企业效仿的制度，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次革命”。于是我坚决不做老板，我又回来做学者。
我在慧聪书院讲课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：当金钱与道德背离时，我们选择正义；当学术与利益冲突时，我们坚持真理。现在做研究不向权贵低头的人很多，做研究不向金钱低头的人有几个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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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改成功案例
这些年我们帮助许多企业做了股改，他们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，不是大企业。
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餐饮企业股改的典型案例，小放牛2011年开始股改，到2018年，门店从5个长到20个，利润从382万涨到2687万，这个增长很正常，但精通于管理的人还能看出别的吗？注意，人均利润从6000元涨到2.2万，今年达到3万，现在一个员工可以挣过去五个员工的钱。原来35个人管606个人，现在37个人管1186人，原来的管理费是6.95%，现在只有4.68%。
全聚德是上市的餐饮公司，利润率只有3%-4%，管理费高达13%。小放牛公司实行劳动股份制，实行共享制之后，最终利润分红，企业如果一年挣了3000万，它大概有1500万分给员工，老板和家族只拿1500万，我们将此称为劳资分红黄金分割线。因为老板一定是得利的，小放牛从300万利润做到3000万的利润，只花了七年时间，只成为河北餐饮业的老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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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制改革靠的是企业家精神
创业者的梦只有离开原来的公司，自己出来干才叫创业。我们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制度，在这个制度里让人尽其能，把那些有技术、有思想、有管理能力、缺乏老板能力的人变成我们的合伙伙伴，他们成为合伙老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出了钱，而他出了力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轮改革，是第三次制度变革，前两次制度变革是中央下文件允许的，共享制改革靠的是企业家精神，靠的是已经成功了的企业家对于事业未来的追求、信仰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让我们用共享制再造私企，把老板一股独大的代理制变成老股与员工共享企业利润的共享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