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 石：深圳应以以色列为对标
刚刚过去的2019年，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？网上用的最多的是两个：一是焦虑，二是难，困难的难。我也用了一个词，但既不是焦虑，也不是难，而是激荡——激动的“激”，动荡的“荡”，不仅仅适合形容去年，也适合形容前年。
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，我们面对的局面就是激荡的局面，不仅仅中国，全世界都面临着新的变化：激荡，激情、激动是正面的，荡是上下，既有正面，也有负面。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，回想更多起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激荡历程。2019年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，建立40年的深圳特区面临着新的激荡。
我前年秋天到以色列希伯莱大学访学，这里我想谈点体会。2018年，以色列GDP总产值是3696亿美元，1元人民币兑0.145美元，这样换算2018年深圳的GDP比以色列差一点，是3400亿美元。2019年，深圳的GDP是2.6万亿，折合成美金是3600亿，以色列今年公布的数字是3700亿。按照GDP的增长，明年深圳GDP超过以色列没有一点悬念，我们要不要来一点掌声？这个城市只有40年的历史，以色列的建国时间比我们长得多。
再看人口，以色列人口是800万，深圳常住人口是1500万，实际上有2000万甚至更多，也就是按人均GDP，深圳要差很多。我们要不要向以色列学习？五年前我曾经以企业家的身份给深圳寻找对标，当时找的是西雅图。今天我作为深商企业家，觉得深圳未来应该对标的是以色列。
再比GDP已经没有意义，因为深圳的人口比以色列多得多。深圳与以色列有很多共性，比如汇聚、流动、开放、包容。之所以说激荡深圳，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如何从高速增长向质量增长、效率增长、创新增长转变，显然深圳要走在中国城市的前面。但是，按照国际参照系来比，以色列是深圳非常好的对标参照学习。同时，通过在以色列的一年半学习，我能明显感觉到中国可以做很多事。当然，中国创新的东西也值得以色列借鉴学习。这就是文明互鉴。
在这个激荡时代，大家都认同变、变、变。我想说是不是还有不变的？我们会不会为了变、为了不掉队、为了快速，最后反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方向？
哪些不应该变？当年我到特区是想改变命运，想物质丰富起来，但更想求学。后来在深圳创业，我不懂贸易，也不喜欢当生意人，只想赚两三年钱就留学去。但我把握了几条，我一直牢记着家庭的教育、社会的教育，以及最基本的三条：做老实人、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。正因为此，我今天这个年纪站在这里还能得到尊重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这个人可信，我这个人做事负责。
其次，要知道感恩。第二人生阶段到第三人生阶段过渡时，我参加了深圳很多公益组织，就是感恩深圳这座城市。我们作为创业的成功者，都应该感恩。不仅对深圳，对全国，对世界都要感恩。
以色列国土面积是弹丸之国。提到以色列，大家会想到犹太民族、希伯莱民族如何优秀，但实际上2000年来犹太民族流散在世界各地，真正形成新的文化是1948年之后。全世界犹太民族汇聚到以色列，到以色列后才感觉到以色列的文化已经是全世界的文化——流散到世界再汇聚回来，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全带去了，以色列和书本上理解的犹太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回头再说深商，深商有什么特点？深商并不仅仅是指深圳、珠三角这一带的企业家，深商的最大特点就是包容、海纳百川。
在一个激荡的时代，不变肯定会被淘汰掉。关键是要主动变还是被动变。你不愿意变，它在变，是一种结果；如果你主动迎上去变，是另外一种结果。我最初是想出国留学，到50岁我知道留学没机会了，于是放弃了，没想到60岁一不小心机会又来了，从哈佛到现在正好十年。
如果当时我坚持不变，可能和现在的结果不一样。我当时变了，一心一意做企业，做十年之后再学习，所以该变的还是要变。如果不变，可能会出问题，变，才能掌握主动，才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往前走。比如腾讯刚起来时，我们是跟不上的。比如想既然互联网这么赚钱，我们也去搞互联网？在万科看来，互联网是一个工具，如果不用这个工具，万科会被淘汰。因此任何新生的工具万科都要用。正因为主动求变，万科才走到今天。刚刚过去的2019年，仅仅在社会责任方面，万科纳税超过1000亿，在深圳企业中排名第二。
